见证暴力,让一名温和少年成为真正的反抗者

2020-08-05 1W访问

见证暴力,让一名温和少年成为真正的反抗者

一九○六年十月十八日,杨逵(本名杨贵)出生于日治时期台南州大目降街观音庙二四七号,今天台南市新化区老街附近,市场外西北角。父亲杨鼻,母亲苏足,父母都是文盲,育有七个子女,其中四个夭折,仅余杨大松、杨趂、杨逵三个儿子。

「大目降」出自西拉雅族语 TAVOCAN,意为「山林之地」,早年是西拉雅族的重要生活场域。在杨逵成长的年代,大目降街是一个纯朴小镇,少有大户人家,平民百姓大多生活清苦,杨家也是底层的工匠家庭。

杨逵祖父吴文,以螟蛉子(养子)身分入籍新化杨家,成为杨条女儿杨让的招赘婿,以製锡为业。杨让是西拉雅女儿,杨逵也因而混杂了西拉雅族的血脉。杨逵父亲杨鼻,瘦小而安静,继承父业,也是锡匠,家里没资金购买原料,他就收购装煤油的铁桶,将黏结在铁桶上的锡料烧熔,作为原料,製成酒壶、水壶、水桶、水杓、烛台、煤油灯等家庭用品,在业界颇有名气,大家叫他「鼻师」。

杨逵母亲苏足,富有艺术天分,常帮邻人画头巾、肚兜和刺绣品的底图。母亲的艺术基因,多元化地传给三个儿子;杨大松自学木雕,杨趂有音乐天赋,而杨逵则富饶文学细胞。

大哥杨大松,原本在新化糖业试验场当雇工,但因杨逵参与社会运动,公开发表反日言论,遭到免职,其后便以木刻为业。二哥杨趂成绩优异,一九二○年考入总督府医学校,但杨家无力筹措学费,为成为医生,杨趂入赘新市北里大营陈家,毕业后,在大营开业,但因家庭不和,精神郁结,其后自杀身亡。

二哥的死对杨逵的打击很大,却让他更坚信精神力量的重要。他认为,无论是个人或社群,弱者与弱势者们,想要对抗强权的暴力,抵御各种暗影的吞噬,唯有在自己身上埋藏一个火种,唯有从自体的生命骨髓里酿造能源,才能为自己疗癒伤痛,抵抗魔兽。

在那个年代,庶民百姓最大的生活威胁,来自日本警察与疾病。

疾病是杨逵童年最切身的体验。杨逵的四个兄弟姊妹,数年间相继夭亡;他曾回忆童年目睹手足病死、尸身尚未收殓时的恐惧:

因为疾病的缘故,大姊与弟妹纷纷夭亡,弟妹相继过世时,我只有四、五岁,还不懂事,只记得那天在外面玩耍回来,看到有一个小木盒子,里面装着小囝仔的尸身,这事给我留下了一个恐惧的印象。

而杨逵本身也体弱多病,直到九岁才入公学校,因为比同龄孩童瘦弱,同学为他取了绰号,「鸦片仙」,家人遵循沖喜旧俗,为他抱养一房童养媳。亲历手足夭亡,身体孱弱,疾病缠身,这些童年深刻的疾病经验,成为杨逵日后重要的文学元素。

杨逵安静温和,但意志坚定,从少年时期就是如此。少年杨逵的反抗精神,始于两个事件,一是他亲眼见证了一九一五年的「噍吧哖事件」,另一件是对童养媳婚姻的反抗。

杨逵的童养媳梁X盒,父亲梁宗琴,是地方上颇有财势的地主,梁X盒的弟弟梁其扬,是杨逵公学校同班同学。在传统台湾民间社会,女性成为养女、童养媳,辗转多户,习以为常。梁X盒家境富裕,但她从小就被送往陈家做养女,后来又入籍杨家做童养媳,可见「童养媳」有时是基于经济需求,有时是缘于女性宿命论,或藉以扩大家族的社会关係网络。

杨逵对梁X盒并无恶感,两人一起长大,他有时也觉得梁X盒性情可爱。但是,随着年纪渐长,朋友们的嘲笑,对封建思想的反抗,以及其间可能牵涉到「金钱」的想像(梁宗琴要资助杨逵学医),都使杨逵打从心底抗拒这种不自主的婚姻安排:「以我的性格来看,如果我像二哥那样,被金钱、道义、和婚姻等等綑绑得动弹不得的话,我是绝对无法脱身的。这幺一来,就和我的个性形成冲突,会难免走上绝路的。」

一九二四年,杨逵受到暑假返乡的东京台湾留学生的影响,决定从中学辍学,到日本东京读书,开启新视野。家里为了挽留他,想让两人「送作堆」,将梁X盒送入杨逵的阁楼小房,两人僵了一晚,杨逵更坚定了出走的意志。

在给家里的信中,杨逵表明,除非切断婚姻关係,否则绝不返回台湾。这是杨逵生平首次最剧烈的反叛。一九二六年,梁X盒被「离婚废户」,离开杨家,杨逵后来才察觉到,他身为男性,又是知识份子,有反抗的思想与能力,但是梁X盒却只能被迫接受退婚的命运,还要忍受邻里的异样眼光,甚至一度陷入半疯狂状态。多年后,杨逵听说梁X盒被退婚后的处境,在〈再婚者手记〉(再婚者の手记)中写着:「一想起那位可爱的女孩,就觉得她好可怜。……我忍不住对她产生怜悯之情。」

然而,怜悯不能成为接受安排的理由。杨逵曾说自己并非天生反骨,童年时期绝少叛逆事迹,而反传统,追求婚姻自主,就成为杨逵实践反抗的第一步。至于反殖民,则是杨逵反抗精神的永恆实践。

杨逵反暴力的基因,缘自母亲。苏足的性情「恨霸如仇」,很有正义感,她恨透日本警察的横暴,常骂他们「臭狗」。杨逵留日时,暑假返家,母亲从不问他何时衣锦还乡,光耀门楣,而是问:「你去日本念那幺多年的书,毕业之后能做什幺?是不是比警察大,可以把这些恶霸管束?」

杨逵勇于对抗强权的精神,来自文盲父母的引领,而他们所代表的,并非知识份子的理念、思潮,或者意识形态,而是民间社会素朴的正义感。传统民间社会,以庙庭、店仔头、特定民家为场域,生产民意,形成庶民特有的公共论述,交换意见、传述记忆、凝聚情感网络;杨逵的家即是这样一个场所:

爸爸妈妈都没有读过书,是文盲,但因为关心世事,跟好几位小镇的读书人接触。区长锺天德,书房老师王字,街役场(镇公所)林书记等都是家里的常客,我们时常可以听到世间事。

民间素朴的正义感,造就少年杨逵的批判精神,而一九一五年的「噍吧哖事件」,则让性格温和的杨逵,成为一名真正的反抗者。

台南新化的隔壁村,玉井,旧名噍吧哖,与新化一样,也是芒果的故乡,一九一五年,成为武力抗暴与血腥镇压交锋的历史舞台。

一九一四年,出身屏东的余清芳,辗转来到台南,开设碾米厂,出入台南府东街西来庵(今台南市青年路基督教会一带),结识出身大目降的米商苏有志、归仁的郑利记,其后又结交信奉「斋教」的地理师罗俊、台南南化的地主江定,这群人共同筹划借託宗教,建立「大明慈悲国」,掀起大规模反日运动。

起事失败后,余清芳率众进入噍吧哖一带山区,日本的坦克与大砲,轰隆开过大目降,进入噍吧哖山区,大规模镇压猎捕,余清芳、江定、罗俊陆续被捕。这个事件总计逮捕一千多人,八百六十六人被处死刑,四百五十三人被判有期徒刑,两百一十七人受行政处分,仅八十六人判无罪。

九岁的杨逵,是日军镇压行动的见证者。当日本的坦克车与大砲,轰隆开过大目降,进入噍吧哖山区时,少年杨逵躲在门缝里偷看:

我家是老房子,门是用木板做的,门缝很大;我握着双拳,眼睛贴在门缝上,把日本军浩浩蕩蕩经过的情形看得很清楚。
……我哥哥大我七岁,我九岁他十六岁,就被日本人抓去当军伕,替日本人运送军需、砲弹。他回来告诉我许多这方面的事情,有许多老百姓,眼睛给矇起来,一个一个排成一列,用刀砍头,然后踢入万人坑。

日本的坦克与大砲,铭刻在少年杨逵心中,成为殖民暴力的见证。进入南二中后,杨逵在图书馆读到秋泽乌川所写的《台湾匪誌》,更让他认知到,殖民者如何掌控法律,掌握历史解释权,将被殖民者尽皆写成「盗匪」:

这种种历史不真、法律不公的事实,便深深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反抗异族、反抗统治者谎言与暴力的种苗……我决心走上文学道路,就是想以小说的形式来纠正被编造的「历史」。

「噍吧哖事件」在日军的暴力屠杀中落幕了,但是,追求自由的火苗却延烧开来。少年杨逵也决心走上文化对抗之路,追求台湾人的生存权,追求自由与民主,扭正被殖民者歪曲的历史。

庙口,是杨逵童年最重要的游戏空间。他常与童伴在庙口玩「闯军」游戏,「拔过河」游戏,但对于擂台比武游戏敬而远之,特别喜欢听故事,看民俗表演。庙口常有布袋戏、歌仔戏、傀儡戏、车鼓阵等的演出,也常有人在说书讲古,讲述三国演义、水浒传等故事。这些故事,对少年杨逵的影响很深,甚至成为他日后的思想母体与文学母胎。

听故事、写故事,纠正被殖民者扭曲的历史,成为杨逵此生的志业。他最喜欢《水浒传 》,百读不厌,他认为《水浒传》是一幅具体而微的社会图像,彰显出民间社会的生命力与抗暴精神,故事中的「山贼」,勇敢挺身对抗当权者的不公不义,一如「噍吧哖事件」中的「匪徒」。

水浒传的「山贼」,噍吧哖的「匪徒」,种植在少年杨逵心中,成为他的精神典範,凝聚成他的行动能源。

民间的庙会节庆,也是杨逵文学的养料。童年时的杨逵,长得文雅清秀,节庆时,常被带去扮演中国古代美女,身上穿着枷锁般的衣冠,绑在花车艺阁的铁柱上游街。年岁稍长,他对「扮演中国古代美女」感到厌恶,但是,乡里年节祭仪的欢愉气氛,庙会的热闹场面,民歌民舞的精彩,都成为他记忆中的温暖区块,也是他文学实践不断回归的母乡。

庙口的历史故事,噍吧哖的现实见证,奠下杨逵的思想因子;公学校的老师林允、沼川定雄,则是育养杨逵生命田土的重要启蒙者。

林允是大目降人,与杨逵住同一条街,耳濡目染,日久入心,成为他的启蒙老师。而公学校的日本老师沼川定雄,担任杨逵五年级导师,则是文学杨逵的领航员。

沼川定雄,一八九八年出生于日本熊本县,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二年任教于大目降公学校,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○年任教于台中一中。

沼川只比杨逵年长八岁,单身,住在教员宿舍,他热爱文学,宿舍里存放各国小说,他的宿舍成为杨逵的第一座书库,第一座宝藏。这些小说,让杨逵既学会透视暗影,也学会想像光明:

日后我在深感社会阴暗想寻找出路时,他们的小说带给我很大启示,也就是说,人世间虽然充斥龌龊黑暗,但每个人必须设法改善自己,最好要求社会也能改善。

旧俄时期屠格涅夫、托尔斯泰、高尔基等人关怀社会弱势的文学,法国大革命时期充满自由呼声的作品,都隐含着强烈的社会批判、改革精神、行动能量,它们都是杨逵的思想基因与文学养分。

这些故事中所蕴含的思想,吸引着这名安静的少年。文学引领着这个生存在殖民暴力、疾病侵袭、贫穷笼罩的历史情境中的少年,让他得以在浓墨般的黑暗中,发现阳光微粒。

最重要的是行动,行动,才是希望的指南。杨逵乐观主义的精神,正因为他相信,只要勇敢挺身,黑暗的云雾终会散去,阳光的道路,必将在眼前展开。

从公学校五年级开始,杨逵日夜耽读文学作品,一书在手,总要读完才肯放下,然后白天上课狂打瞌睡,同学都叫他「爱睏仙」。这「爱睏仙」总是名列前茅,惹人豔羡怨妒,然而,对杨逵而言,成绩从来不是所求,文学所召唤的那个世界,才是他梦想的乌托邦。

十五岁,杨逵从公学校毕业,依沼川老师的建议,北上投考台北高等学校初级部,但却失败了。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出乎自己意料的败北,却是殖民地社会里一个文盲工匠儿子的必然失败。

日治时期的初等教育,台湾人读公学校,日本人读小学校,小学校的设备、师资、教材都比公学校完善,而中学校的入学考试,试题是以小学校的教材为主,一个没钱补习的台湾少年,当然只有失败的命运。

杨逵曾经回忆,他就读的公学校隔壁,有一所小学校,两校学生有如乞丐与王子,但命运却无法互换。小学校学生散发着傲慢的贵族气息,而公学校学生则穿着破烂,天天打赤脚上学,甚至连一块教学用的磁铁都没有。一次理科实验需要磁铁,沼川老师让杨逵到隔壁去借,小学校的木质地板光洁亮丽,杨逵不懂规矩,穿着拖鞋就踩上去,遭到了羞辱。

纇似的羞辱,从来不曾少。这些都让杨逵看清楚,无论殖民者怎幺说,「内地延长」、「内台一家」,骨子里都是差别待遇,都是歧视。企求殖民者一视同仁,只是虚梦,台湾人只有自己先看见自己,看重自己,才能摆脱被羞辱的命运。

杨逵关怀晦暗的社会现实,但也怀抱着浪漫的理想主义。理想迫他看清现实,现实则让他布展理想。也许是血型AB与天秤座的混搭,他不断自我冲突,却又总能与自己协商共处。

一九二三年,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,全家大小,无论老幼,被日本宪警甘粕大尉推入井中残杀,这件事对杨逵的冲击很大,更坚定了他开拓思想视野,积极追求社会改变的决心。作为信奉社会主义的殖民地青年,杨逵感同身受,他热爱和平与自由,任何对自由的剥夺与残害,无论是思想或身体,他都深恶痛绝。

除了展望理想世界,岛屿台湾的殖民地现实,也具现在青年杨逵眼前。一九二○年代初期开始,岛上民气勃发,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,蒋渭水推动成立「台湾文化协会」,文化演讲会、巡迴演讲会、通俗学术讲座,各方连场,遍地开花。

这些,都是杨逵的行动图书馆。新的庙口,新的说书人,新的精神窗口。

那几年暑假,台湾街头繁闹如百花盛开。东京台湾留学生返乡,组织演讲队,四处演讲,杨逵跟场聆听,结交了许多朋友。其中有个刘姓学长,是杨逵台南租屋处邻居,一九二三年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,他是将杨逵领入崭新天地的引渡者。

当时,中学生流行以打油诗「草地皇帝是警察」嘲讽日本警察,这位故乡青年犀利点破,他说这些打油诗充其量只能发洩不满,但无助于改变现实:

我们要民族自决,要解放我们的土地,就应该要有学问,有信心,有觉悟,有组织……才成。光戏谑几声是没用的。
他这几句话给我很大的启发。

杨逵成绩优异,亲友都认为他非学医不可,但他却另有梦想,一个从少年以来就不曾改变的梦想──以自主的文学艺术,改写殖民者所写的历史,以自主行动,建设公义和平、主体自由的新台湾。